第一篇古代部分
第一章福州港的兴起
（远古至元末）
第一节福州古港的形成
一、福州港的早期地貌
福州港的形成，是漫长的地质变化作用的结果。远在地质年代中生代（约开始于2.3亿年前，结束于万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均有火山活动。至中更新世，由于新构造运动，闽江河谷开始下沉，周围山地继续上升。进入全新世（始于距今万年前），福州盆地四周出现?米左右的高山，而盆地则继续下沉，中间河谷下沉大约在海平面下37米。据盆地西部昙石山文化层贝冢（蛤蜥堆），可以推断那时闽江的入海处就在今天的甘蔗、白沙和大小箬一带。这些地方附近也有蛤蜥层发现，高出河面5?10米，足证当时海水曾经到达其地。从这些史实看，福州盆地以前应属海湾，在海侵时期，现在南台岛的高盖山、大顶山、妙峰山以及在盆地内的那些高程不及10米而以屿命名的村落，如前屿、后屿、横屿等都应是海湾里的洲岛。这些地方连成一片，是后来形成的⑴。
根据地理地质考证研究，自晚更新世以来，中国东部的平原区受过3次海侵，第三次海侵始于1.5万年前，海面上升甚快，至五六千年前达到高峰，以后海面趋于稳定，并稍有下降，加上河流沉积补偿，海岸线后退。迨至年前，海面接近于现代海面的高度，海岸线才逐步退到现代的位置上⑵。这种属于世界性海面的变化，也对福州地区海岸线变迁产生影响。
建国后，经过水文地质钻探，由钻孔资料得知，福州盆地属于冲积一海积平原。冲积一海积的厚度从盆地西北向东南增厚，最厚处可达60多米，其中在全新世海侵以前，有10多米河相沉积。海侵时期海水曾经两进两退，在沉积物中出现两个旋回组，单是海相沉积的两组厚度即达30多米。海退后，上面又有1?3米左右的河相沉积。这说明在海侵时期，海水是福州平原沉积的主要动力⑶。那时海侵比较深入，就连福州盆地的一些山间地带也受影响，致使浮村周围留有海生贝壳的堆积层。以后,随着世界性气候转冷，海侵结束，海面下降，再加上闽江及支流长年累月的输沙沉积，福州海湾的沙洲陆续涌现，并有大片沼泽地产生。洲土不断向南扩大，突入海中,使福州形成半岛的地形。
二、福州地区的早期水上活动
福州地区已发现的文化遗址主要有昙石山遗址、浮村遗址、闽侯庄边山遗址、闽侯溪头遗址、闽侯小箬牛头山遗址以及福清东张遗址等。这些遗址都处于濒近江海溪流地方，最近的就在近水傍边，最远的也不超过米。闽江下游的昙石山遗址与庄边山遗址隔江相望,分别在距福州20多公里的闽江南北岸的小丘台地上；闽侯白沙溪头遗址处在闽江北岸的白沙溪头村西南台地上；闽侯小箬牛头山遗址处在闽江北岸紧靠河边的牛头村上；福州北郊浮村遗址周围是平坦原野，属于闽江泛滥区；福清东张遗址也紧靠在龙江干流。
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古生物贝壳中，有属于潮间浅滩环境中生活的牡蛎、魁蛤，也有属于淡水环境中生长的河蚬。可以看出上古居民已开始濒江临溪而居,并利用竹木制造舟筏，开创了原始江海水上捕捞活动。当然，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各部落来往也不频繁，剩余产品交换、人口迁移都十分有限，水上交通也是短程的，属于低级萌芽阶段。
周朝时，把福建称为七闽之地。《周书?周官》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先秦时期，中国南部及东南部是越族人的居住区，“自交耻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互不相属”⑷。福建地区是越族中一支——闽越族人居住的地方。闽越族世代生活在大海江河之滨，长期与江海接触，生产以渔猎经济为主，往来交通以舟楫为工具，积累了丰富的江海航行经验。“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⑸，正是闽越族人航行在江海的生动写照。《山海经?海内经》云:“闽在海中”。因为闽越族人和其他族人的联系依靠海上交通，所以人们才会有他们都住在海上的印象。春秋末期，居住在江浙一带的越人也开始由海道进入福州地区。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年），越王无强兴兵犯楚，兵败，无强被杀，越王族各支向南逃散，分居江南海道，各据一隅，“或称君，或称王”⑹。长乐二十一都有越王山，乃当时越人南下入闽的一个居留地⑺。这是北方越人沿海岸南行至福州附近海域的一次较大规模航海活动，也是目前所知的福州与邻省最早的航海活动。楚灭越后，南方百越纳入楚国势力范围，闽越族与中原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楚子称霸，朝贡百越”⑻。其时闽越朝贡楚国的路线，或取道海上自河口溯流入楚境;或溯流而上，再翻山越岭入楚境。两种路线均离不开水运。
公元前年，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国，嗣后秦人入闽。秦人入闽先集结于余干水（今江西信江），翻越武夷山，至闽江上游,再顺流而下达东冶（今福州）。此时，具有一定规模的闽江航运已经开创。后来闽越首领无诸率兵参加抗秦反楚战争，出师及班师的路线亦是经由闽江。
公元前年，吕后崩，南越国主赵佗以“兵威边，财务赂遗闽越”⑼。闽越都东冶，南越都番禺（今广州）。这一时期,福州与间已存在货物、使节往来。根据福建地理环境与当时陆路交通条件判断，联系东冶与番禺间的主要渠道乃是海上交通。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年），吴王刘湯联合诸国叛汉,兵败走死。吴王之子逃居闽越国，怨东瓯杀其父，调唆闽越国攻东瓯。闽越国正有意扩充疆土，即派兵围东瓯（治于今浙江永嘉）。东瓯势弱难以抵抗，即向汉朝告急。武帝遣大将严助浮海救东瓯。闽越国见状,乃引兵归国。这是福州至浙江的北路近海航线的开辟。
建元六年（公元前年）,严助奏言:“（闽）越人若为变，必先由余干界中积食粮”（10），“盖其地当闽越襟领也，且北扼大江，西阻重山，兵争出入，常为孔道余干是闽赣交界重镇，闽越人占其地无非防止汉兵自赣入闽，顺江而下至东冶。另外，闽越人又在闽北地区建造乌坂、汉阳、临江等大小6座城堡以拒汉兵。这些城堡位于今邵武市、浦城县、建阳市等地，分布于闽江上游的富屯溪、南浦溪沿岸。它们之间的相互距离达百里左右,有水陆线路供驰达交往（11）。后来汉军征闽越，其中一路也确实是翻越武夷山，再顺江而下,攻东冶。以上史实说明了福州至内地水上交通已经发端。然而闽江水运草创时期,自然条件是十分险恶的,正如淮南王刘安上书所言：“水道上下击石……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粮食下也”（12）。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年），南越相吕嘉起事，杀南越王赵兴、太后及汉使者。“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兵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上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13）。此时，不但福州至揭阳的南路海上航线已经开辟,而且福州至广州的海上航线也已存在，否则余善不可能“阴使南越”。
元鼎六年（公元前年），余善杀汉三校尉，自立为武帝，“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岀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瀨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五年冬，咸入东越火14）。余善败亡，东越遂灭。横海将军韩说所率水师正是沿着句章（今浙江宁波）至东冶的航线进袭福州。这一时期，服务于军事、政治活动的福州与邻省南北近海航线均已开辟。
年在福建连江县鳌江下游山堂村西北40米的江畔出土一艘独木舟。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对舟体木材进行C-14测定，认为其年代距今±95年，上限为战国末期,下限为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年）（⑸。这艘独木舟岀土地点距离鳌江入海处10公里。福建水文地质队勘探了鳌江一带地层关系，认为今山堂村在多年前独木舟沉没时是鳌江濒海处。鳌江发源于今古田、罗源两县山地，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干流长公里，由西向东贯穿连江县。古田、罗源、连江都属于闽江流域。此时，闽越族水上活动已由内河向近海推进。如余善曾与宗族首领密谋“今杀王，以谢天下,胜则已，不胜即亡入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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