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雍熙年间(—)，唐代数学家、天文学家李淳风所作预言书《推背图》的印本在开封书市上非常畅销。但是，出于政权安全的考虑，天文历法之书必须经朝廷批准才能上市，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因此龙颜大怒，下令印制了一百部含有明显错误预言的印本并投入坊间。劣币驱逐良币的格勒善定律在书籍市场中也起了作用，使得买家对包括坊刻本在内的所有刻本都失去了兴趣。可见，到了公元10世纪末，雕版印刷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技术，被用来达到各种目的。中国社会中，不只是出版商和读者，国家的最高统治阶级也深谙如何巧妙应用雕版印刷的力量和影响，有些人更是完全出于私利才从事大规模的编撰和出版活动。建阳出版业长达六个世纪的历史并非开始于中国雕版印刷发明之初，其在清初的消亡又比雕版印刷的整体衰落提早了至少两个世纪。但建阳本的故事的确与中国雕版印刷的光辉时代(或世纪)相契合。因此，《谋利而印》揭示了如何通过聚焦于某个地区所刻印的图书来获得中国书籍社会史方面的信息，以及如何通过多样的渠道提取这些信息。由此，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界定主导这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印刷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该影响已在印刷文本和图像的诸多用途中有所体现；商业出版者对读者需求的反应；赢利性的印本在外表和内容上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雕版印刷主导的文化与欧洲活字印刷在最初几个世纪里所塑造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些问题让研究中国的学者长久着迷，大家却已有一个共识：仅从文献中找不到可以充分解答以上任一问题所需的信息。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这个共识恐怕过于悲观。当然，如果以建阳这样的历史悠久、范围广阔的出版业为对象，中华帝国书籍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没有办法细究。但是，如本研究中各章所示，我们仍可发现很多东西。其一是延续性。比如，从公元8世纪雕版技艺的滥觞到19—20世纪被其他印刷方式取代，雕版技术上大的改进寥寥无几；尽管折叶和装订的方式有所进步，中国雕版印本书叶的格局却几乎一成不变；几类书籍，如“四书五经”、小学书、史书、医方合集及名家诗文集，近千年来一直畅销(直至今日)。评判印本质量的标准仍然是视其与精美写本的相似度，即纸墨精良、书法精妙。不管是私刻还是坊刻，大多数出版商所表达的印书目的，都是将一部作品不加变动地刻印出来，使读者可以读到珍稀或精善的版本。其二是中国印本在使用上的变化。例如，各个社会群体开始将印刷纳为己用的时间顺序显示，要确定一项技术形成的确切时间以及服务对象是很困难的，除非是事后推算。雕版印刷品起初用于宗教传播，如佛经和道教符箓。到了公元8世纪晚期，有证据显示，四川和长江下游地区刻印了粗糙的日历、蒙学课本和小学书。因为当地用于印书的自然资源充足，加速了出版业的发展。直到宋代，朝廷和文化精英们才开始大规模地采用雕版印刷。宋代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促使中央和地方的官府及知识阶层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采用雕版印刷。这也推动了一些地区出版业的发展，如建阳。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我们探讨了建阳为何会成为一个如此重要的出版中心的原因。与四川和长江下游地区一样，闽北拥有雕版印刷所需的丰富资源。宋代商业的整体蓬勃发展也同样重要，致使那些原非显赫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区，有可能凭借其适当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在经济上占据重要地位。闽北诸镇是连接福建和江南地区多条内陆商贸路线的货物集散地。因而通往建阳本的重要市场的商业途径是畅通的。宋代另一个促使出版业扩张的重要原因，是士人精英阶层的发展及与之相应的图书文化的兴起，这种文化也因官府积极地组织编纂、校勘和刊行学术著作而得到推广，也因科举制度而成为必然。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科举制度限制了图书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上述因素导致了建阳出版业在宋代的迅速崛起，仅看出版商家族和相关蒙学私塾取得的名望就可得知。自宋以降，对学术的尊崇，加上科举制度，产生出相当一大批深谙儒家士人文化知识并推崇其价值的人，他们中能在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上达到较高层次的则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尽管身份低微，却成为这种精英文化的传播者和弘扬者。以坊刻商为例，他们累积的影响力与儒家思想、价值体系的代表者们可谓不相上下。在建阳，这些出版商们刊行了自宋以来现存的儒家经典中一些最好的印本，与早已广为人知的此地盛产低劣印本的名声完全不符。而且，其他证据显示，建阳坊刻业在南宋已经相当发达，那颇招非议的“麻沙本”，不论是儒家经典的节略本，还是科举程文或文集，早已广泛流通于全国的大多数市场。建阳的坊刻商们生产所有可售的内容，他们的书不仅行销中国，还远销日本和朝鲜。建阳出版业显著的商业特点使之到了元代仍然相当活跃。除了学术论著，日常和娱乐所用书籍成为元代建阳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趋势到了明代更是势不可挡。事实上，诸如医书、日用类书、插图小说之类的书在元代已经存在，并可能在南宋晚期就已出现，从而使人质疑“通俗用书是明代才有的新发展”这一看法。太多不确定因素，以及早期此类作品少有留存至今的情况，使这种看法难以得到证实。而且，在明前期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全国的官刻、私刻和坊刻活动全面衰落，可作为对中国的书籍刻印在数量和种类上随着时间单向持续增长这一假设的质疑。特别是建阳，其明刻本只有10％生产于明代前半期(年之前)，而闽北图书贸易的全面繁荣更是等到16世纪已过去四分之三时才形成。实际上，因为建阳的图书贸易，尤其是明代的，像镜子般反映出中国印刷史的一些总趋势，我们可以通过余种明代刻本所含的信息，推测华南中心地区尤其是江南和福建沿海等文化、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与文化状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所述，明代建阳本更多地揭示了更广大的区域的情况，而不局限于建阳本地。最后，建阳出版业在17世纪中期的彻底消亡仍然是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明清易代时闽北地区遭受的混乱和破坏并不能提供充足的解释。更不能令人信服的说法是，非城市地区的出版中心面对来自大城市同行的压倒式竞争只能衰落。对此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情况恰恰相反。答案也许在于，至少自明初起一直蔓延于闽北地区的经济停滞，途经闽北的区域间贸易越来越少，使情况雪上加霜。没有了这种贸易，建阳出版业失去了与江南和福建沿海那些大都市的图书中心竞争的优势。在一些重要层面上，建阳出版业是独特的。首先，尽管普遍认为廉价、中档和低劣的印本多来自中华帝国偏远的图书中心，建阳出版商们的产品却既有刊刻精工的善本，也有廉价低质的劣品，包括了各个层次的书籍。同样独特的是建阳出版商们的巨大产量，在他们最活跃的几个世纪，其产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偏远的出版中心，从而成功地与属于全国最大城市的出版中心进行竞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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