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窑生产黑釉瓷器的年代，以往学术界多笼统地称为宋代，或以为“入元犹盛”，至于其兴衰的具体年代，尚未作过全面系统地深人探讨。了解建窑的兴衰，不仅在在于确定其生产年代，而且对于其产品销售地域以及与其他窑口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我们通过考古史料对建窑瓷器的年代观进行探究。
建窑传世或出，上器物中，有3件尤令人注目：一是福建省博物馆曾经收藏的一件黑釉兔毫纹束口碗，底刻“雍熙”二字铭款，雍熙为北宋太宗的年号，当为年。二是年香港出版的图录中，有一件黑釉盏底刻“至道”年款，至道也是北宋太宗的年号，当为一年。以上这两件建盏均经过我国著名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鉴定。三是年南京博物院宋伯胤先生在芦花坪窑址调查时采集到的1件匣钵，外壁刻划有“绍兴十二年”字样，绍兴十二年是南宋高宗的年号，当为年。 这些刻款皆是瓷器入窑装烧时直接书铭的，是烧制的确切年代。 到目前为止，在窑址发掘资料中，已经明确烧制黑釉瓷器的龙窑有7座，皆在宋代。其中推测为北宋时期的有2座，北宋中期或稍晚的l座，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的3座，南宋中晚期的1座。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的占较大比例。 上述龙窑遗址中，从目前已发农的报告资料来看，年发掘出土的芦花坪龙窑遗址含有可供年代判断方面的翔实资料。该址与黑釉瓷器共存的一件陶牌，正面阴刻两行楷书“黄鲁直书”四字，背面阴刻一行楷书“法一本”三字，可连读成“黄鲁直书法一本”，这枚陶牌是窑工直接刻写与黑釉瓷器同时烧成的。黄鲁直即黄庭坚，庭坚是名，鲁直是字，宋代分宁(今江西省修水县)人，出生于北宋仁宗庆历五年（)，卒于徽宗祟宁四年（)，与苏东坡、米芾、蔡襄号称宋代书法四大家。他擅长诗歌、书法、草书、楷书，自成一家。黄庭坚在社会上倍受赞誉，应是他中年书法艺术成熟以后，所以这块陶牌的出现约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同地层还出土铜钱“元丰通宝”一枚，窑床底部出土“至道元宝”一枚。元丰为宋神宗年号，至道为宋太宗年号。可见此窑烧造年代上限自北宋中期，下限在北宋晚期。
年代最晚的黑釉瓷器窑址，是营长墘7号窑(Y7)，年代在南宋中晚期，被上层烧制青白瓷的6号窑(Y6)所迭压，6号窑(Y6)的年代在南宋晚期至元代早期。这座青白瓷窑是受景德镇窑工艺影响的，景德镇青白瓷开始于北宋，北宋至南宋早期常见刻划花装饰，南宋中晚期多印花，装烧工艺上南宋中期以后盛行采用支圈组合成的复烧窑具。营长墘6号窑(Y6）出土器物中，侈口深腹式碗、侈口弧壁式碗与景德镇窑南宋中晚期至元代前期的典型器物相似，但不见元代前期出现的折腰式枢府碗，器物上刻划云气、蓖纹与莲菊花瓣等图案，模印的莲、菊、向日葵、飞凤、水禽、孩儿攀花、勾连云雷、连珠等图案，也多与景德镇窑南宋中晚期作风相似。该窑采用支圈组合窑具复烧方法也渊源于最德镇技法。 营长墘6号窑(Y6)是一座分室龙窑，器形中的侈口弧壁碗、撇口圈足盘、敞口平底洗和模印的荷、菊、飞凤等图案，以及使用支圈组合窑具复烧的工艺，都与福建省德化县元代屈斗宫窑址型制风格相接近，但器物中仍使用刻划花的手法却罕见于屈斗宫窑址。因此6号窑(Y6)的年代确定为南宋晚期至元代初期，应该是可信的。这个发现为我们提供两种信息: 一方面，作为长期以来一直专烧黑釉碗盏的建窑来说，之所以改烧青白瓷，说明此时已遇到激烈的行业竞争和挑战，因而不得不改变初衷而另辟蹊径。 另一方面，既然此时的建窑窑火并未停歇，作为传统拳头产品的黑釉碗盏，仍然可能在其它窑炉中继续烧成，但已进人了它的衰落阶段。
由于建窑时间长、规模大，在海内外墓葬、遗址中留下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因而也提供了我们研究建窑黑釉瓷器的年代佐证。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出土有建盏的墓葬，计有16座，由于墓葬一般都具有相对或绝对的年代，所以是断代的重要根据，其出土建盏，也是现今进行鉴定的标准器。墓葬出土建盏情况整理如下: 1.福建顺昌大坪林场墓出土黑釉兔毫茶盏2件（撇口、束口各一件）北宋中期偏晚（宋神宗~年）资料来源《文物》年8期36页。 2.福建顺昌良坊墓黑釉兔毫撇口盏3件北宋中期偏晚资料来源《考古》年3期页； 3.福建顺昌大干墓敛口瓷碗4件北宋晚期（宋哲宗~年）资料来源《考古》年6期页； 4.福建浦城临江墓敛口瓷盏1件北宋中晚期资料来源《福建文博》年2期52页； 5.福建浦城永兴墓黑釉敛口碗北宋中晚期资料来源《福建文博》年2期54页； 6.安徽合肥包永年墓黑釉撇口碗1件北宋晚期宜和二年（年）资料来源《文物资料丛刊》年3辑页； 7.浙江瑞昌何毅墓黑釉撇口盏2件北宋晚期宣和六年（年）资料来源《考古》年4期页； 8.浙江吴兴皇坟山墓建窑束口碗1件北宋末或南宋初资料来源《文物资料丛刊》年2辑、页； 9.福建南平店口墓黑釉敞口碗1件南宋早期资料来源《福建文博》年1、2期20、21页； 10.江西德兴徐衎墓黑釉敛口盏1件南宋早期资料来源《考古》1年2期页； 11.江苏南京江宁墓黑釉兔毫束口碗1件，部分缺损南宋初年至南宋中期资料来源《东南文化》年2期页； 12.福建浦城仙阳墓黑釉束口碗1件南宋中期资料来源《福建文博》年2期56页； 13.江苏江浦张同之墓天目鹧鸪斑束口碗2件南宋中期庆元六年（0年）[出土有纪年墓志]资料来源《文物》年4期64页； 14.江西清江仰山墓黑釉芒口兔毫撇口碗1件，南宋中期开禧元年（5年）[出土有纪年墓志]资料来源《江西历史文物》年1期10页； 15.福建邵武伍氏墓黑釉束口碗1件南宋嘉定八年（年）[出土有纪年墓志]资料来源《福建文博》年1、2期68页； 16.江西吉水张君重墓兔毫纹束口盏1件南宋晚期宝祐二年（年）[出土有纪年地券]资料来源《文物》年2期67页。 上述墓葬分布于福建、江西、浙江、安徽等地，其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为北宋宣和二年()，最晚为南宋宝祐二年()。经过共存品推定的，则上限至北宋中期。从墓葬出土建盏反映的年代，有自北宋中晚期至南宋晚期，其中以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所占比例较大，南宋晚期所占比例很小，元代未见。用建盏作为随葬品的，一般是官僚或富豪阶层，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我国大陆当前发掘的古文化遗址中，有建窑瓷器出土的，共有7处，状况如下: 1.福建省福州市夹道遗址G2建窑黑釉盏，件数不详北宋中期-南宋晚期来源《福建文博》年2期5页； 2.江苏省扬州市河北路遗址建窑黑釉瓷片宋来源《东南文化》年增刊1辑93~94页； 3.浙江省绍兴缪家桥水井建窑黑釉瓷碗6件南宋（5~7年）来源《考古》年11期页； 4.福建省泉州后渚港沉船建窑黑釉兔毫盏残器1件宋末(~年)来源《文物》年10期； 5.福建省福州市柏林坊遗址第四层建窑黑釉兔毫盏1件宋~元来源《福建文博》年2期32页； 6.福建省泉州清净寺奉天遗址建窑束口碗宋元之交来源《考古学报》年3期； 7.福建省建瓯市北苑遗址黑釉撇口盏2件南宋来源《福建文博》年1期42页。 上述遗址分布于福建、江西、江苏等地，建盏多出于宋代文化层；元代及元代以后的文化层，已罕见建盏，而且仅见的，仍可能属于宋代的产品。 年在安徽省淮北市郊考古运河遗址发现一座比较完整的宋代码头及一批唐宋沉船物品，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宋代建窑兔毫盏，说明建窑瓷器除供应东南地区需求以外，而且有北运的历史事实。 海外出土建窑产品，有日本、韩国的发现报告。 日本古遗址出土建盏，年代较早的实物，见于九州西南方位的南西诸岛。年在奄美大岛名漱市小凑古墓葬群发现的l件黑釉碗，黑胎兔毫釉，器形为大型撇口碗，器底阴刻“口九”铭文，与建窑芦花坪北宋龙窑基址出土品完全相同。该墓共出品中，有属于福建窑口生产的白瓷厚唇宽足碗、卷唇高足碗，均为北宋典型器。其年代被推定为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中叶以前。 福冈县福冈市的博多遗址群，是出土天目茶碗比较集中的地区。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该址出土天目碗中，可以推定为建窑器的，有相当于本文分类的敞口碗，A、B式撇口碗和A式束口碗。其年代自12世纪中叶以前至13世纪前半期，相当于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 年开始调查发掘的韩国新安海底元代沉船，出土有大批中国陶瓷，以青瓷居多，青白、白瓷次之，黑釉瓷较少。沉船中出土的中国铜钱，年代最晚的是元代“至大通宝”，同时发现有“至治三年”()铭文的货签木牌。据韩国学者的研究，沉船中大多数遗品的制作年代，是以年为下限的。沉船出土黑釉瓷中，韩国国立博物馆收藏有建盏50件，碗口部位多有残损，釉面有使用过的搔挠痕迹。而大量青瓷和白瓷则几乎没有类似情况。其中2件完整的建盏，器口镶铜边，被包装在一个圆筒形的水箱里。这些建盏，属于为了卖往日本而从民间征集的古旧品。冯先铭先生鉴定认为，应是南宋时期的建窑产品。 总之，遗址出土品反映的建窑年代，基本在宋代。
关于建盏的文献记录，以宋元时期的比较真实可靠，因为它与建窑的生产年代相同或相接近。其中，年代最早的记录，是陶谷《清异录》的“闽中造盏”。陶氏生于唐昭宗天复二年()，卒于宋太祖开宝三年()，历仕五代后晋、后汉、后周与宋朝，官至刑、户部尚书。《宋史》本传称其“强记嗜学、博通经史，诸子佛老，咸所总览”，“为人隽辨宏博”，所记盖有所本。陶谷之后有蔡襄万、苏辙、苏轼、黄庭坚、杨万里、祝穆等人的诗文记录。 关于建盏年代较晚的文献记录，见于蒙古国承相(中书令)耶律楚材诗句“建郡深瓯吴地远”。耶律氏，生于0年，卒于年。原诗题月《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开篇写道:“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卢仝七椀诗难得，谂老三瓯梦亦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说明北方蒙古国人效行宋朝斗茶风尚。所用茶具，诗文有“琼瓯”、“碧玉瓯”，系青、白瓷碗之类。“建郡深瓯”即建州茶碗，其后还有诗句:“萧萧暮雨云千顷，隐隐春雷玉一芽。建郡深瓯吴地运,金山佳水楚江赊。”诗人是在漠北之地，追怀江南风物。其时间是在耶律氏追随蒙古太祖成吉思汗出征西域年间(-年)，即元帝国的正式建立(年)之前，相当于南宋中晚期之交。这说明了建盏与青、白瓷碗同时用为茶具而声名远播的事实。 元代文献中，值得注意的有蒋祈《陶记》的一段记录:“予观数十年来官斯去者，无不有州家挂欠之籍。盖尝推求其故，则有由矣，窑家作辍，与时年丰凶相为表里，一也；临川、建阳、南丰它产有所夺，二也……”。此处“建阳”，以往学术界多认为是建窑或包括有建窑。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应予细加推敲。 “建阳”窑是否专指建窑或者在广义上包含了建窑？首先还需要从地理方位的概念去寻找答案。建窑地处的水吉镇，在古代历史的政区沿革中，它属于建瓯而不属于建阳，建窑属于建阳是晚近的事。所以，《陶记》所称“建阳”窑，当另有所指。 依照熊寥先生的考证，《陶记》一书的写作相对年代，在元至治壬戌到泰定乙丑(~年)之间。从考古发现看，元代建阳县境内有源头仔窑烧制青釉与青白瓷，但规模较小，而且产品质量粗陋，不足与景德镇竞争。《陶记》所列江西“临川、南丰”窑，生产年代均鼎盛于宋代，且以青白瓷产品为大宗。故“建阳”窑也应从宋代建阳窑址中去寻找，今建阳市莒口镇南部发现有宋代的华家山窑址，生产规模较大，青白、白瓷产品种类多与景德镇瓷相仿，质量也堪相媲美，可能形成对景德镇市场一定程度的威胁。《陶记》开篇有“景德镇，昔三百余座”之语，文中记述景德镇窑的生产方式、产品种类、销售地区、工艺技术等内容，基本都是宋代以来的状况、蒋祈考察“数十年来”景德镇窑业不甚景气的原因，自然也可包括宋代尤其是南宋中晚期临川、建阳、南丰争夺市场的因素。这种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是一种“种间竞争”。 那么，是否还有可能由于蒋祈对建窑地理位置的误解，而把它记作“建阳”窑呢？从考古发现看，建窑营长墘一址在南宋晚期至元初由黑釉而改烧青白瓷，规模是小的，其它地点也未形成大片的青白瓷堆积，说明此时建窑已处于衰落时期，当然不能造成对景德镇窑的“他产有所夺”局而，因此，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综合上述各方面的资料分析，宋代建窑黑釉瓷器的生产，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兴起期北宋早期，相当于10世纪后半叶； 旺盛期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相当于11世纪至13世纪前半叶，其中高峰期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相当于11世纪后半叶至12世纪前半叶。 衰落期南宋晚期至元代初期，相当于13世纪后半叶。 在考证建窑黑釉瓷器的制作和使用年代时，可以了解到其流通的大体范围是：从宋朝都城汁梁、杭州到大陆东南地区以及东亚日本、朝鲜等国、其投放国际市场的时间，开始们北宋晚期，经南宋时期至元代初期为止，相当于12世纪前半叶至13世纪后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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