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小编掉“坑”里了
没错！就是这个“坑”~
中央电视台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
最近吸粉无数，相信你也“入坑”了~
其实，说到“宝藏”，
咱们大成都就有不少让你分分钟沦陷的“珍宝”~
它们散落在成都各大博物馆，见证着成都的历史。
今天，就跟着小编一起去看看这些“成都宝藏”吧
“成都宝藏”▼
成都博物馆
1
这尊石犀牛它是中国石刻艺术史上最早的圆雕作品，为整块的红砂岩雕刻而成，作站立状，头部略呈圆锥形，刻有较清晰的耳朵、眼晴、下颌及鼻部，局部装饰简单的卷云图案，风格粗犷，躯干部分显得丰满圆润、四肢短粗，长3.3米、高1.7米，重约8.5吨。据文献记载，李冰担任蜀郡太守期间，曾建造五头石犀，以镇压水精。这尊石犀是否就是李冰所建造的五头石犀之一还需进一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头石犀与李冰治水是一个体系的，兼具水则(古代衡量水位的水尺)和镇水神兽的功能。
2
人体经穴髹（xiu）漆木俑人像高约14cm。裸身，直立，手臂垂直放于两侧，手五指并齐，掌心向前，双脚呈一字站立。光头，五官清晰，体形匀称。通体髹黑漆，表面用白色和红色细线描绘的经络线条清晰可见，并刻以圆点标示穴位，能够辨认的穴位有个，在不同部位还阴刻“心”“肺”“肾”“盆”等线刻小字。人体经穴髹漆木俑被学界一致认为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完整的经络漆人，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经络对于人体的重要意义。经络学说是中国医学重要的基本理论，说明汉代成都医学已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除人体经穴髹漆木俑外，在老官山汉墓还出土有大量医学简牍，其中有一本与文献记载神医扁鹊相关的医书。医学简牍为研究汉代蜀地中医源流提供珍贵资料，这些发现说明蜀地在政治、经济繁荣的同时，医学科技也达到了很高水平。
3
商业街船棺遗址被评为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战国时期的大型船棺葬，距今多年。墓坑中现存船棺、独木棺17具，墓中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墓坑中所有棺木均用贵重的楠木整木凿成，葬具下面垫有纵横交错的枕木。在这17具船棺中，最大的一具长达18.8米，直径1.7米，是迄今国内发现规模最大的船棺，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极为显赫，专家推测很可能是古蜀国最后一代王朝开明氏的家族墓地，甚至是蜀王的陵墓。展出的这两件为11号棺和9号棺，棺长分别为4.77米和4.52米，属于中型棺。棺木两端平整，底部被修整过。棺盖和棺底是由一根整木从中剖开所制成，各占二分之一，这就保证了棺盖有足够重量，不会轻易被掀开。船棺发掘时，考古学家在船棺周围发现了大量的“青膏泥”，正是由于使用了密不透气的青膏泥，随葬的各类漆器、包括垫在棺底的竹席才得以完好保存。
商业街船棺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铜器、漆器、竹木器及青铜巴蜀式兵器等。船棺随葬的竹席保存较为完整。此外，随葬品中漆器不仅数量多，而且保存完好，主要有案、器座、梳子、漆床及大量的木构件。这些漆器器形精美，色彩亮丽，纹饰斑斓。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大型漆案、漆几应该只有高级贵族才可以使用。
4
织机模型为竹木制成，结构复杂精巧，保存十分完整，一些部件上还残存有丝线和染料。一部织机略大，其它三部略小，推测应是参照原织机制作的缩小模型。这四部织机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此类织机的实物，对于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1
唐碑全名《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镌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年），距今已有多年悠久历史,是西南地区迄今保存完好的少数几块唐代碑刻之一。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年），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武元衡率领27位僚属来武侯祠拜谒，令节度府掌书记裴度撰文立碑，表达对诸葛亮的崇敬仰慕之情。裴度在碑文中全面赞颂了诸葛亮的“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缅怀蜀汉遗德，感慨当世之政。文章写好以后，由柳公绰书丹。柳公绰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哥哥，书法造诣不输其弟。他以端正的字体结构和凝重的笔意变化，恰当地表现出了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唐碑立于武侯祠一千多年里，不断有官绅文人在碑上题词赋诗。在唐碑最右下角有明弘治十年（公元年）四川巡按荣华的题跋：“人因文而显，文因字而显，然则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相与垂宇不朽也。”故因诸葛亮的功绩、裴度的文章、柳公绰的书法，唐碑亦被称为“三绝碑”。
2
弩机使用灵活，善远程射杀，在三国战场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曰：“（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在战场中大显威力。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藏文物蜀汉铭文青铜弩机，长13.3厘米，宽6.7厘米，高15.3厘米。机身有铭文，从铭文来看，蜀汉弩机制作由主管官——监造官——制造者三级负责，责任明确，有一定的模式，其体例一般是“年号+中作部+主管官员名字+吏名+工名+重量+弩机强度”。
3
此联为清人赵藩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年）所撰，现悬挂于诸葛亮殿堂前正中。上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攻心联作为著名的治世名联，内涵丰富，其核心即在于“攻心”与“审势”。“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用计谋瓦解敌人斗志，收复敌人军心，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建兴三年（年），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使其心服，便是“攻心”战术的最好实践。“审势”，即审时度势，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制定出适用于实际的执政策略，如若不然，太过宽松或太过严格，都不是良策。
4
此枚钱币为铜质，圆形方穿，内外皆有廓，面文隶书“直百五铢”，光背，直径2.8厘米、穿径0.9厘米、外廓厚0.3厘米。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在沿用两汉旧钱的基础上，还分别铸造了自己的货币，建立起截然不同的货币体系。东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年），刘备始铸货币，主要为“直百钱”，面文有“直百”和“直百五铢”两种。直百五铢钱背多见模铸或镂刻的文字符号，阳文的一种，钱背穿左铸一个“为”字，代表是益州犍为郡铸造的，犍为地处通往国外西南通道上，因此经济交流比较繁盛。阴文者，主要有文字、数字、符号几类。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1
面具宽19.5、高11、厚0.04厘米，重46克。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商周时期保存最完整、最大的金面具。黄金面具可能是附着在某种物体之上，应是古蜀时期的神祇面具，它反映了古蜀文明发达的巫术、宗教文化以及古蜀先民对黄金制品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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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琮高22.3厘米。全器共分十节，每节有四个简化神人面纹，在上端的一面还阴刻有一神人图案。这件玉琮的质地与金沙遗址的其它玉琮完全不同，其造型风格、纹样图案、制作工艺都与太湖地区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中的玉琮一致，应是早于金沙多年的良渚人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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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金饰外径12.5、内径5.29、厚0.02厘米，含金量94.2%。这件金饰由顺时针旋转的太阳和四只逆时针飞行的鸟构成，体现了中国“金乌负日”的太阳观，同时也代表了古蜀国精湛的黄金工艺。由于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年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识。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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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杜集版本中有一部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它版框22×15.6cm，开本27.2×19.4cm，是国家一级文物古籍，被称为“海内孤本”，是杜甫草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此书为南宋淳熙年间建阳刊本，二册，残存六卷。半页十行，行二十字。书加印黑线，书口处就显出暗黑色的黑口，黑口为细黑口。左右双边，白文无注。书中匡字缺笔、慎字缺笔。分别钤有“郋园秘籍”（叶德辉）、“罗继祖”（罗振玉之孙）、“孙氏家藏”印。年夏，李一氓同志在北京中国书店搜集到这部书。许多中央领导人和知名人士也曾翻阅此本并为其题词。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不著公私记录，为极罕见之本。其编辑体例奇特、分类琐碎，与今所见杜集版本迥异，计有诗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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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祠东侧，有一座以茅草做顶的碑亭，内竖一大石碑，上镌刻“少陵草堂”四个大字，其笔力浑厚，笔资秀润，此即果亲王允礼所题。杜甫草堂何以叫“少陵草堂”呢？这是因为杜甫曾居于京兆（长安）杜陵。杜陵在长安城东南，古为杜伯国，本名杜原，秦置杜县，汉宣帝在此筑陵，才改名杜陵，在杜陵东南十余里有小陵，亦称少陵，为汉许皇后葬处。杜甫在诗中常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因此后人亦称杜甫为杜少陵，杜甫草堂为少陵草堂。今之碑亭亦用茅草做顶，故人们将其作为当年草堂茅屋的象征，常在那儿顶礼膜拜，摄影留念。
成都永陵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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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陵地宫建于地表，不同于历史上其它帝陵地宫建于地下的作法，估计与古代成都地下水位高、为防止地宫为地下水所淹有关。地宫位于墓冢内中部，坐向呈正南北向，其方位定向极为精确，表明当年营建永陵时曾由天文学家进行过精确测量。地宫总长度30.8米、宽18.2米、高11米余。地宫内分为前、中、后三室，用14道纵列式紫砂岩单券拱构成内层券拱，其外侧第二层券拱亦用紫砂岩构成，外层以数万匹特制巨型青砖建造护拱。
为了防水及建造牢固的墓葬基础，针对成都地下水位高、表土为松软泥沙堆积，陵墓底部用远道运来的纯净黄粘土夯筑成一座厚达1.5米的巨大夯土台基，形成结构紧密的阻水体，夯层中、上部还夹以二层由北向南略倾斜的小卵石层作为疏水层。为了防腐，地宫内层券拱缝隙间的粘合土中加入了大量香药，是已知我国古代最早的在陵墓建筑中添加香药对墓室内进行防腐保护的建筑。而且，为了保护地宫内的物体不氧化，地宫棺床头端还安置了一个大型石质油缸，内置二盏油灯（民间习称“长明灯”），当地宫封闭后油灯通过燃烧油缸中的油将地宫内残存的氧耗尽，使地宫内形成真空状态。由于永陵券拱结构科学、基础紧密牢固，虽然永陵地宫建于地表、其自身砖石券拱及顶部荷载巨大，仍经受住了千余年上百次地震的考验，堪称唐五代大型砖石建筑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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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陵棺床南、东、西三面刻有一组完整的宫廷乐队。其中舞伎2人，乐伎22人，演奏的乐器有20种23件，在我国同类文物中，乐舞场面最大，乐器种类最多，气势最为恢宏，表现出晚唐五代宫廷乐队的盛大规模及壮阔场景。
22位乐伎所演奏的乐器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弦乐，有琵琶、竖箜篌、筝共3种；二是管乐，有觱篥、笛、篪、笙、箫、贝共6种；三是打击乐，有拍板、正鼓、和鼓、齐鼓、毛员鼓、答腊鼓、羯鼓、鞉牢鸡娄鼓、铜钹共10种。另有吹叶（桔柚叶或芦叶）1种。20种乐器中，有汉民族的传统乐器如筝、笛、箫等，也有少数民族的乐器如觱篥、羯鼓等，还有来自外国的乐器如竖箜篌、贝、铜钹等。这种来源丰富的乐器组合可以上溯到隋唐时的西凉乐和唐初的燕乐，它实际上是胡乐（主要是龟兹乐）和清乐（汉族的传统音乐）的融合,唐玄宗时代的宫廷音乐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融合，因此玄宗以后的唐代宫廷音乐有可能一直沿着这条路发展。由于前蜀宫廷的很多制度都模仿唐朝宫廷，而王建作为有功于唐王朝的重臣，或许还接受过宫廷赏赐的乐舞。因此，千年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永陵地宫里看到这支气势恢宏的乐队。
（来源：文化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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