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建瓯水南新大桥工地施工现场（南岸）距地表3.5米处发现明代古炮一件。此炮为头大口小长筒形，炮身饰有双耳（架炮支点），圆筒形炮身自上而下饰有三道铁箍。分别为上下单线箍，中间双线箍，炮通长1.53米，口径7.5厘米，单边耳长10厘米，炮口呈炸裂状。古炮遗存位置为新水南桥东侧约50米，北面隔河正对旧“广德门”城门。此外，建瓯文化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水西某地征集到一件与上述古炮形制基本相同的另一件古炮：通长1.58米，口径9.5厘米，炮身饰有三道箍，单边耳长9.5厘米。此炮于年由建瓯文化馆移交博物馆收藏。二件炮身均铸有不同铭文，因锈蚀严重而无法辨识。
上图为厦门胡里山炮台景区的红夷大炮操演
国内文博资料表明，“红夷炮”亦称前滑膛式炮，为东印度公司制造。明朝人往往把荷兰人制造的大炮称为“红夷炮”，红夷炮便由此得名。此类炮之所以出现在中国内陆，是因为明朝政府为抗击清军入关而特地向英国政府购买的（之后又有国内仿造的同类炮）但无论如何，建瓯地处福建北部山区，关山阻隔，远离明、清两朝朝代更迭的北方战场，这两件古炮缘何来到古城建瓯？这似乎成了一个历史迷团。为此我们翻开了民国版《建瓯县志·大事》条目：“清顺治二年六月清兵克杭州，明唐王聿键奔福州，改元隆武。十二月聿键移驻建宁（建瓯）以东察院署为行宫，大中寺为翰林院，学府后为锦衣卫，寻奔汀洲。”“清顺治三年八月，清兵至仙霞关，无守兵，直由浦城建阳至建宁，从通济门入城，士民逃散。”“顺治四年七月故明将王祁、金壇人驻古田山中为僧，借讲经聚众，从东溪来攻城。时镇兵远调，城陷。祁奉明宗室郧西王号召士民攻旁邑，唯浦城得全。”“顺治五年戊子四月，清军竖栅掘堑围攻，祁无措，令城中老稚诵‘摩诃般若波罗密’七字，冀以解围。四月朔，清兵用红夷炮从西门水流堀急攻三昼夜。初二，祁于宁远门关圣庙经散火药，忽炉中飞药发，祁遍身焦烂。初三日，清兵焚善见塔及通都桥，初四昧爽入城，血刃三日，不问首从皆屠之。郧西王为乱兵所杀，祁投废井被执死，官廨佛寺民居成灰烬，男妇投水火死者殆尽。”上述史载告诉我们，十七世纪中叶，在地处闽北政治文化中心的建宁府城内（今建瓯），发生过一场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在这场灭绝人寰的屠杀中，清朝军队血刃三日，不问首从，无论老幼，见人就杀，执火便放，不管官厅民宅，宝塔桥梁，一律放火焚之，连远离尘世的庵观寺庙，道人和尚亦在劫难逃。清军竟然动用“红夷炮”轰开了雄大的建宁府各个城门。一时间，建宁府城内血流成河，尸骸如山，其情其景何等惨烈，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乎！依据出土文物形态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考古原则，我们有理由认为，出土于建瓯的二件“红夷炮”，就是发生在距今余年前建宁府“戊子之役”的战场遗存。其实，依据《建瓯县志》记载可知，早在清顺治三年八月，由于仙霞岭失守（实为郑芝龙预先和明朝降臣，此时已当上清朝经略的洪承畴订下密约，尽撤仙霞岭二百里防线上的守军所致），清军即由浦城长驱直入，经建阳直取建宁府（建瓯）。在此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建瓯城池完全控制在清军手中，直至顺治四年七月，建瓯城池又被王祁、金壇人率领的明朝义军攻破而重新占领之，在此后直至顺治五年的九个月时间里，建瓯城池始终为明朝军队所控制，同时明军还乘势夺取了除浦城以外的古田、松溪、政和等县。直至次年“戊子之役”的爆发。清军的再度得城说明，当时发生在明、清两军间的占领与反占领的拉锯式军事抗争进行得何等激烈，且在这场激烈的冲突中，明宗室郧西王朱常湖竟然身在其中，并成为战争的指挥者。关于郧西王朱常湖何许人？据《清史稿·世祖本纪》载：“官军复建宁，斩故明郧西王朱常湖等人。”可见郧西王朱常湖确有其人（郧为地名，即今湖北省郧县。而郧西则可能指今鄂北西部）。既然郧西王不为造假，其余被清军所害之明故将王祁、金壇人等当确有其人。此外，在福建其它史籍中王祁将军之名亦常见不鲜。朱维幹先生著《福建史稿》指出：“建宁府人民，拥护王祁将军抗清，城破之日，十万户纵火自焚”。可见“戊子之役”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需要指出的是，清朝军队在仍基本处于冷兵器时代的“戊子之役”中，竟然大量使用热兵器之“红夷”重炮，对建宁府城池进行昼夜不停的轮番轰击，最后不仅致城墙坍塌，且使城里城外成千上万的文物古迹毁于一旦，其罪其孽，千古昭彰。从目前文物部门掌握的资料看，在整个戊子之役中，被清军“红夷炮”所轰毁塌陷的不仅有通济门、通仙门、广德门、临江门、威武门等始建于明朝初年的雄大城门；被其焚毁的还有鼓楼、善见塔、通都桥、孔庙、东岳庙、光孝寺等不尽其数的文物古迹和官厅民宅，庵观寺庙。难怪乎多年来，文博界专家学者始终质疑于建瓯城内为何无“明居”（没有明代的建筑的怪现象）？人们最终还是在戊子之役和出土的红夷炮中找到了答案。
上图为现在的建瓯通仙门
上图为现在的建瓯鼓楼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建瓯县志》为民国十八年版。其上承《建安县志》和《瓯宁县志》均成书于清康熙年间（原籍已无存），而“清人撰清”是大有忌讳的。也就是说，“戊子之役”的破坏性与毁灭性要远大于《建瓯县志》记载，甚至《建瓯县志》还掩盖了许多清军之暴虐行径。在一本清朝遗老建州绅士葛应中撰写的《清初建州大事纪》中将《清史稿》中确认的郧西王朱常湖污贬为“自称明太祖裔孙”、“假造玉玺”、“被封为郧西王的老和尚”云云，且将《建瓯县志》亦称之为故将领的王祁、金壇人等人称作“贼目”，“贼将”；将明朝军民称之为“贼兵”，“乡贼”等等，直恨得咬牙切齿，骂得不可收拾，孰亲孰仇，一目了然。由此可知，对“清人撰清”需慎重分析。发生在距今年前的建州“戊子之役”，最后以清军陷城，明军失败而告终。此役，从完成祖国统一的意义上讲，虽有其进步的一面；但它同时体现了建州军民不畏强敌，守土保家，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是可歌可泣的；而清朝军队的残暴杀戮，对汉民族社会各方面造成的严重破坏，从而使历史出现暂时倒退的罪恶行径连同出土的“红夷炮”则理当成为历史的反面教材，这种观点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本文来源于网络，因追溯不到原文，所以作者未知。）
每日一问警察正在质问一个证人。证人说在六点多的时候嫌疑人一直和他在一起，因为他看见了嫌疑人手上的手表，上面的时间是十二点，可是他却看见了秒针在逆时针走，所以应该是看见倒着的手表，然后正着就应该是六点半。请问，嫌疑人的证词是否是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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